2014-04-03

徐緣:捍衛新聞自由,也是一種企業社會責任

支持更多像徐緣的聲音。有「廣告背景」的人為現役廣告人發聲,縱然立場未必相同,但也能激起外界的討論。當雞蛋面對高牆,多元聲音十分重要!

徐緣:《捍衛新聞自由,也是一種企業社會責任
刊於2014年2月27日

近日有廣告商抽廣告以打壓新聞自由之說甚囂塵上,從與其他整頓傳媒事件的時間脗合度來看,我相信真有其事,並感到十分氣憤,但我亦不敢說所有抽廣告者全是接了阿爺Order。商界高層不乏親建制思想人士,他們作為社會既得利益者,難免有維穩心態,是故純因個人「唔Like」而抽稿也並不出奇。無論真心或受壓,這類高層無從改變,我只想跟其他廣告決策者說說感受。

在商言商,我當然明白廣告投放決定不應帶有太多政治考慮及個人情感,但據過往投票記錄,民主與建制派的黃金六四比例一直維持,擁抱民主自由的市民還是佔大多數,真心為港人而設的品牌,從商業成效考量,也應該支持代表香港核心價值的敢言傳媒。

不少公司力推企業社會責任,強調對社會要作出貢獻,也不是開善堂心態,背後有公關形象的計算。而在刻下的香港,保護第四權免被剝削,正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。真正植根香港的品牌以投廣告力撐受壓媒體,我認為對形象有正面幫助。

偏向避險的人會問,這會否視為政治不正確,影響生意在大陸的拓展,進而危害自己的前途?我不敢說風險是零,但我也不相信香港已恐怖到這樣的地步。

有位有錢朋友跟我說:「要搵大錢,你點都要黐大陸,寫嘢唔好踩界啊。」

靠大陸很易發達,有人覺得是我們這一代的機遇,我卻認為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。風骨,變成了不設實際的代名詞。

這篇文章,是我對有心同業的呼籲。我不代表業界,我不代表公司,我只代表我自己的良知。

 後記:此文寫成後發生令人髮指的劉進圖遇襲事件,如此赤裸地對付傳媒工作者,看來我低估了香港今天的恐怖。要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,大家不能再默不作聲、應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一分力,希望更多香港人醒覺,包括我們的商界,因為我深信,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城市的基石,叫普世價值。

 *改寫自晴報《營銷晴緣》專欄文章《捍衛新聞自由,也是一種企業社會責任》



晴報專欄:廣告Playgroup
刊於2014年1月28日

《憑什麼抽廣告? 》

中文報紙是香港重要的廣告媒體,近年免費報紙閱讀人數超過240萬人,跟收費報紙相若。2013年報紙已經超過電視,成為廣告商投放最多錢的媒體。

免費報紙大戰,除了令廣告商多了選擇,也令一眾報業集團的地位重新洗牌。據admango廣告開支的統計,2013年newspaper mix的首五份報紙,分別爲《頭條日報》、《 東方日報》、《 蘋果日報》、《 am730》和《星島日報》,星島集團的廣告收入豐厚之餘,其政治影響力也不少。

近日有關中資機構和幾家大銀行抽廣告的情況,其實嚴重扭曲廣告業的專業媒體策劃,也變相扭曲了消費者的真正取向。雖然一些報章如《 蘋果日報》,從來都自動被某些集團或品牌「叮走」,多年來還是迄立不倒,但跨國品牌選擇廣告媒體時,一般很少有政治考慮。

Media agency一般會用數據基礎來建議媒體策略,然而客戶或品牌老闆的個人取向,也是調整媒體投放的主因。雖然很少廣告商特別在意媒體的公信力,大都只看讀者人數、讀者類型和報章風格。至於銀行抽廣告事件,是否屬於政治考慮,行內人大都心知肚明。

吳博林



晴報專欄:廣告媽媽
刊於2014年3月5日

《抽廣告,害了下一代》

維護新聞自由,不只是新聞工作者的事,更是全港市民的事,尤其是各位家長。重要性不遜於去年的反國教事件,因為這不只避免孩子被洗腦,更是為孩子爭取免於恐懼的自由。

當梁振英加快中港融合,口說要抓緊國內機遇,爭強香港競爭力。我們為了下一代,就更要保衛香港成功的基石──新聞自由與法治,這也是國內最欠缺的。

媒體「自我審查」是眾所周知的事,奢望媒體老闆擺脫任何政治或商業考慮,純為市民發聲實在不切實際。我們能做的,是養育不同立場的媒體共存。

網絡力量如今扮演了有效角色,《來自星星的你》沒有在TVB播放,卻能成功造成熱潮,就是例子。那些沒有依賴廣告生存的網上媒體,也是提供揭露社會真相的有力平台。像《主場新聞》那樣的平台,應該越多越好,題材越廣泛越好,政治光譜越闊越好。

那裡人流多,廣告商就應該在那裡投放廣告,不應考慮其文章立場。因政治立場而「抽廣告」除了削弱宣傳力,更會影響我們的下一代。因為只有越多這樣的平台,孩子將來的自由才越受保障。

胡若藍
廣告公司合夥人、《廣告@日本》、《廣告講義》等作者


晴報專欄:廣告Playgroup
刊於2014年2月18日

《商台廣告會受影響嗎? 》

近期好像是媒體的多事之秋,「廣告101」都說香港的媒體很簡單,變化不大。但這幾個月卻接連出現HKTV開台、TVB收視調查方法、AM730被抽廣告和商台的李慧玲事件,這些事情表面上對廣告媒體策劃似乎影響不大,但經驗卻證明長遠對廣告商的投放取態會有深遠影響。

很多媒體和評論都將李慧玲事件與10年前的大班毓民封咪事件作比較,有些報導甚至指出商台的收聽率沒有了大班和毓民後大跌。廣告商投放電台廣告沒有像電視般的收視率計算,一般只是附助媒體,或針對特定群體的投放,如開車一族或年青人等。而現後的收聽習慣調查,一般都只是仍參考用途,而非計算媒體費用的基準。

但事實是近年電台的「氣勢」確不如以往,電台已經不是必要的廣告媒體,即使很多大型廣告項目,在電視、報刊、地鐵、戶外廣告板等地方出現,也不一定會投放電台廣告。甚至有些大客戶會投放網上廣告、開設facebook專頁、LINE和wechat帳戶,也沒有選擇電台廣告。
如報紙一樣,如果媒體選擇遠離群眾,廣告商也只會被迫跟隨。

吳博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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